謝承玫 網路好康大分享

她是個傳奇她的家族與身世是一部更大的傳奇 在台灣，研究張愛玲的著作甚多，但多半都是在受到近代各種文學理論影響後的議論式著作，著重她文本問題的討論。這類著作虛多於實，觀點多過實證。相對而言，《百年家族──張愛玲》這本傳記，它的豐富樸實，反而顯得更為異軍突出，有更大的參考價值。 傳記，尤其是一個文學人物的傳記，不可能只停留在傳主的作品及他的簡單生平這個層次。當人們疏忽了更大的家族及時代背景，這種懶惰的結果，就很容易造成「過度閱讀」、「不足閱讀」，甚或「錯讀」。我自己幾乎讀遍所有有關「張學」的著作，即深深體會到「張學」裡的這種危險。關鍵的原因，即在於我們會很容易去用西方理論套在張愛玲頭上，卻懶惰得不願多花一點心思從近代史料中去爬梳她的家族及時代容顏。當治學態度即有了倚輕倚重的失衡，張愛玲的影像自然就被扭曲。舉例而言，研究張愛玲必不可廢她的祖父張佩綸，而張氏後代曾以私房書的方式將其著作、詩文、奏議、日記等付梓，國內外各大圖書館皆有典藏，有些部份甚至被輾轉重印上市，並不只一個版本，但這些卻都被我們的「張學」研究者忽略，這是多麼的不應該，也可見我們的學風是如何的尚虛而不尚實。 《百年家族──張愛玲》其作者馮祖貽並非現代文學專業，而是讀歷史出身。由於沒有了文學理論的條框，反而能從史料以及口述歷史的材料入手，一則尋訪其家族背景，並由此而以背景來證張愛玲的作品。這是繁瑣的治學方式，但正因繁瑣，反而實在。當我們對整個張氏家族有了宛然在目的清晰印象，在閱讀張愛玲時，始可能有更真切的參考空間。 作家有許多類型。有一種非常有時代性，這種作家一人就等於是家族及時代的現身。當研究這樣的作者，實證式的爬梳史料，探尋相關因素，遂變得格外重要，這需要去做一些「硬學問」，而不能只在套理論這種「軟學問」上著力。「硬學問」可長可久。「軟學問」則易隨風潮而變。而《百年家族──張愛玲》則無疑的可算是研究張愛玲，由軟轉硬的著作。它抓住了張氏家族，老上海，清末民初政治社會這幾個主要的切入點，一一探索張愛玲的根源，有許多都是我們的「張迷」所不知道的。 不過，《百年家族──張愛玲》雖是「張學」由軟轉硬的重要著作，但它終究只是開始，而非結束。我一向認為張氏家族凝聚著晚清民初的時代精神和時代變化，在相關史料與私家著述日益增加的此刻，「張學」在實證研究上，其實還有更大的空間可以發揮並引伸。因此，願此書能啟發出更多人對「張學」去做更深刻而實證的研究。

• 文◎南方朔，原載《聯合文學》213期

「出名要趁早」
出名趁早的傳統

張愛玲在她的小說集《傳奇》再版時，寫了〈《傳奇》再版序〉，她說：等我的書出版了，要到每一個報灘上去看看，還要問報販，裝作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這時是一九四四年九月，距離《傳奇》的初版才幾個星期。張愛玲寫這番話時，掩飾不了她的興奮，她已紅遍了上海灘，《傳奇》一版再版，證明了讀者歡迎她，她不僅紅，而且要紅上加紅，她又說：「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還用迫不及待的口吻說：「快，快，遲了來不及了！」

張愛玲如此急於成名，哪怕耽擱一分鐘也來不及，既有她的家族傳統，也反映了她內心的恐慌。

「少年成名」是封建家族對子弟的最大期望，「忍得十年寒窗苦，一朝成名天下聞」也是讀書人朝思暮想的憧憬。舊戲中多的是落難公子中狀元的情節，這些中狀元的公子，大多在十八、九，二十出頭的年紀，一經高中，家中再大冤屈都得以申雪，多情小姐也與公子成婚，皆大歡喜。普通百姓明知劇中情節與他們的生活相距甚遠，也樂此不疲。

張愛玲的前輩就有這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少年成名的傳統。

她的曾外祖父李鴻章便是少年成名的，二十五歲中進士，按著點翰林。他本人提起此事總帶著幾分自豪，這份自豪必定傳給了後人，李菊耦當然會帶到張家。

她的父親張志沂沒有出息，有隳先輩。但這一輩人中有堂房伯父張人駿，早中科第（比張佩綸還早），做過兩廣總督和兩江總督，算是名揚天下的人物。張志沂另一位堂房兄長張志潭，北洋時期當過兩任交通總長。

總之，成為名人，且得名、成名早，在張愛玲家族中代有傳人。張愛玲雖沒有提到家族這方面的輝煌歷史，但只要存在這個事實，總會潛移默化起作用的。

舊家庭對後世的希望總寄託於家庭男性成員，男性總要比女性承愛更多、更大的壓力。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從小聰明不如姊姊，身體也不如姊姊，父親的管束卻比對愛玲嚴厲，張子靜十三歲才正式進學堂讀書，他的自暴自棄，很大程度是父親（後來加上後母）嚴厲加暴力施虐的結果。由於自幼成長環境的相對寬鬆，張愛玲的個性沒有受到多大戕傷，她又早早逃離了父親的家，結果成功了，她早早出了名，張氏家族男性繼承人張子靜卻默默無聞，走向社會的底層。

當張愛玲已成為上海耀眼的名作家時，同住在上海的父親將作何感想？在張愛玲這一輩人中，只有她能比得上為張氏家族嬴來聲名的祖輩（張佩綸）和父輩（張人駿、張志譚），從知名度上顯然超過了他們。

張愛玲急於成名，還在於她知道生於「亂世」。這個時代的「惘惘的威脅」，近百年來，她的家族前輩在感受，她自己也在感受，於是在一個元宵日黃昏──

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台上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著：這是亂世。晚煙程；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層。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遍總是自傷、自戀的意思罷、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我看蘇青〉）

在這方陽台上，她想到她自己，也可能想到她的家族，她周圍的許許多多，她的「身世之感」就有了廣泛的含義。在她激蹈揚厲，名聲日高之際產生的蒼涼，籠罩著她對人生的態度和她的創作，但這種蒼涼或威脅也促使她緊緊抓住機會，不斷地寫出她的亂世文章，讓生命及早放出光輝，不這樣就「來不及了！」她這樣做了，也成功了。